唐诗宋词里的郴州

       1096年，即宋哲宗绍圣三年，北宋词人秦观从繁华锦绣的处州南放偏僻局促的郴州。如果选择水路，当从太湖入长江，逆流而上至洞庭湖，再逆湘江而上至衡阳，再逆耒水河而上，至郴江畔的郴州。郴州，秦汉之际，被称为“陆梁地”，西楚霸王项羽曾将楚义帝迁于此，后又杀之。西汉初年，汉帝国征伐南越王国，曾在这片区域鏖战数年。

 

贬谪途中，一路逆流，人生的逆流又兼旅途的逆流，情何以堪？“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！”当秦观乘舟楫溯耒水而上，涌上心头的，或许就是这《诗经》中的感慨吧。

次年春，秦观自知北归无望，心情十分萧索。在苏仙岭郴州旅舍写下了一首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：

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，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

乐黛云先生认为，词主要分两类，一类是“歌词之词”，是写给歌女去唱的歌词，比如《花间集》，表现的内容为美女与爱情，或者以此为喻，抒发别样的情怀；另一类为“诗化之词”，内容即不再是写给歌女去唱的，而是自己抒情达意的一种新的诗歌的形式。

我认为，“歌词之词”与“诗化之词”应该是顺序流变的关系。宋词首先是“歌词之词”。有宋一代，外敌环伺，国势羸弱，立国精神就是苟且偷安，末世心态流行，大家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假象中。这是作为“歌词之词”的宋词流行的社会背景。然而，知识分子那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感与深沉苍茫的历史感概，从来就不曾磨灭。诗言志也，“词为诗之余”，苏东坡、辛弃疾等化诗为词，宋词至此风格为之一变。

 

秦观，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在文学创作中必然要受到苏东坡的影响。此《踏莎行》既非写美女爱情，又非写家国兴亡感慨。但从整体风格看，当可归于“诗化之词”。

本词上片以摹景写境为主。作者远望北方，然而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”。而自己此刻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。有人认为，这是在铺陈气氛，刻意渲染，以导引下片抒情之发挥。固然不错。只有在南岭北麓生活过的人，此处也是句句写实，虽渲染却不夸张。地方俗语“三月三，冻起毛颤颤”，道出了此地“倒春寒”的威力。一直生活在扬淮之地的秦观，初到此地，自然更是难以忍受，又兼“家乡在万里，妻子天一涯”。天气之寒与人情之寒，联袂而至，心境当是无比凄凉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，也曾评及秦观此词作，认为：“少游词境最为凄婉，至‘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’则变而凄厉矣。”

下片先引两个典故“驿寄梅”“鱼传书”，发出“砌成此恨无重数，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的感叹。这种“恨”，这种感叹，不仅是对自己仕途身世的感叹，更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。根据当时宋人的记述，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所引惠洪的《冷斋夜话》：东坡绝爱其尾两句。

秦观此次被贬谪，是因为哲宗亲政，政局丕变，旧党失势。新旧党争一直是北宋政治不可回避的话题，孰是孰非，千年以后，人们仍然莫衷一是。而小人往往利用士大夫的党争，构陷他人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很不幸，秦观就遇到这样的小人，诬告他写佛书。《宋史·文苑传》云：“使者承风望指，伺候过失，既而无所得，则以写佛书为罪，削秩徙郴州。”削秩，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，等同于平民。然后，厄运并未到此为止，不久又移送雷州编管。这相当于被送往雷州半岛劳动改造。

四年后，秦观逝世，苏东坡曾于扇子上亲书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”